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工合促进会成立后，国内外各界的捐款、援助也在多方的宣传之下不断发来。但由于各促进会工作不能及时沟通，使来自社会的捐款未能得到很好的统筹。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庆龄倡议，于1939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INTERNAT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它是根据英国法律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会团体。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接受各国、各团体心以及各界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工合国际委员会在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帮助下，得到了香港总督的支持，并动员了香港圣公会请教何明华（R·O·Hall，英国人，由于屿中国抗日，积极致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抗战事迹，曾享有“红色主教”之称）担任该会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普艾达和各促进会的代表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由陈翰笙担任执行秘书，陈乙明担任司库。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在获得资金和物资援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特别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得到的捐款，可以不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直接汇交工合各区的受援单位，这就使捐款能及时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
    西北地区工合是抗战时期整个工业合作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在西北工合创办时期，工合国际委员会曾向它提供了大量经费以及人力和物力。如1939年到1941年 间在西北区办了十几期合作指导和技术短训班，收容了近千名沧陷区流亡在后方的失业青年，他们经过训练，都参加了工业合作社的工作。又如，西北区工合妇女、 子女的教育工作，工合医院及社员保健所需的经费，药品、医疗设备等，都得到了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对维护合作社职工的健康，使工合职工的子女能受到正常 的学校教育，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教育和福利事业的经费，后来大部分由工业合作社自己承担了，但在开办初期，没有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支持，在抗战 期间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办不起来的。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经常为各工合组织招揽业务，如1939年一镒就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棉衣10万件，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合作社曾为此不分昼夜地赶制，这一任务，也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
    工 合国际委员会尤其注重对抗日根据地工合事业的支持。当时，国民政府拨给工合总会的经费，主要是资助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合作社。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 地的工合组织则加以歧视和压制。政府银行对工业合作社的贷款，也局限在国民党统治区。为此，工合国际委员会尽量避开国民党的干扰阻挠，采用种种方式，从财 力和物力上援助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事业。当时援助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转往延安；另一条是通过上海某银行，再经廖承志、唐 明照将捐款转给延安的工合事务所。艾黎还亲自从香港带捐款去东南地区在皖南新四军驻地创办工合组织。截止1940年底，菲律宾和南洋华侨共筹集捐款相当法币100多万元，用于支持陕甘宁边区工合事业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对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毛泽东主席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都先后致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陈翰笙干事转工合国际委员会

　主席何明华主教

　诸位先生：

　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我了解到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拟议之中。极为希望其能够实现，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倘你将这一想法转达给你们国外的委员会和我们的海外侨胞，我将极为感谢。在此，特别要向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

　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致以

　民族抗日的敬礼

　　　　　　　　　　　　　　　　　　　　　　　　　　　　   毛泽东于延安